杨争光：不欺骗的虚构

杨争光：

不欺骗的虚构

文 _ 韩湛宁 图 _ 吴忠平

作家杨争光

作家杨争光虽然以《老旦是一棵树》《从两个蛋开始》等小说创作享誉文坛，但是妇孺皆知的却是他编剧或策划的影视作品《双旗镇刀客》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《水浒传》。 在谈到他暌违十年之后的最新小说《我的岁月静好》时，他说，我真正的职业还是一个小说家。

难以归类的作家

“我终于写了一篇城市题材的小说了。”在深圳大鹏的杨争光工作室，和笔者谈到自己的新作时，他开玩笑地说。长期以来对于杨争光小说的评论，大都认为是地域小说、乡村历史小说，甚至土匪小说等。

毋庸置疑，杨争光之前的小说创作，大都是以他的故乡符驮村展开的乡村题材。他笔下的符驮村，就如鲁迅的未庄、沈从文的湘西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。他以自己的乡土和乡土上挣扎的生灵为起点构建他的文学世界，无论是老旦、亮子、孩哥，还是张冲，他写的都是“小人物”，但是他写的是小人物走到极致的人生状态，他以此来刻画“国人性格”。对此，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认为， “杨争光笔下的人不再是现代文学中被界定的‘小人物’，原来人无分大小杨争光：不欺骗的虚构，每一个生命都具有乾坤般的存在的重量”。

杨争光的确是难以归类的，不仅因为他的写作横跨诗歌、小说、影视剧本等多个领域，更因为他无法被用某某思潮、某某流派来归类。他曾说 “我的写作是从诗歌开始的，我感谢诗歌。只可惜我的写作一步一步从诗歌堕落到小说，从小说堕落到电影，从电影堕落到了电视剧。”“堕落”虽是玩笑，但也透露出诗歌在他写作中的地位。对于小说，他说过 “我想说的一切，都在我的小说里。”显然，他的核心表达都在他的小说之中。

他的难以归类，西北大学教授周燕芬认为， “作为一个思想型的小说家，杨争光始终执拗于艺术的哲学表达，这就决定了他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意象，都以极简单的文字外观，内涵了极沉重的思想负担。”阅读杨争光的小说，嬉笑怒骂一应俱全，但终归不给你轻松和舒服，那种荒诞人生蔓延出的苦味和痛感，丝丝缕缕无法消散。

深圳作家杨争光

2015年，杨争光被深圳读书月评选为“深圳年度作家”，引起了不少争议。笔者当时也忝列评委，在评选中有两个重要的争论，就是杨争光是不是一个深圳作家？深圳“年度作家”是不是要书写深圳？虽然杨争光早在1999年就正式调入深圳杨争光：不欺骗的虚构，但还是有人批评他是一位深圳的陕西作家，理由是他的书写总是以故乡为核心的乡土题材。

对此，杨争光认为， “每个作家都携带着自己童年、少年、青年的生活经历，每个地方的生活烙印都会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，有的是显性的，有的是隐性的，有的作家在写作过程中，会强化某种地域文化色彩。拿地域去划分作家，是强调他的身份归属性，而对文学作品来说，强调地域性并不是很必要。”

“我是因为深南大道而成为了深圳人的。”1997年，杨争光担任第4届中国电影华表奖评委，他非常青睐一部改编自深圳作家郁秀同名小说的电影《花季·雨季》，电影里清新的深圳给杨争光留下了美好的印象。1998年，杨争光第一次来深圳，本以为是陌生的城市，却发现有很多人都读过他的小说，热爱他的小说。那次在深圳，经常往返的深南大道，给了他深刻的印象，“我可喜欢深南大道了，路那么宽梦见人物类小说我看不见，路中间种的都是花，就觉得这个城市太美了”。于是，1999年从西安调入深圳，成为一个深圳人。

“我来的时候，觉得深圳真好，作为一个城市来说，它的规模还不像现在这么大，你看不到这个城市身上的赘肉。那个时候人口好像就有六百多万人，你也看不到交通的拥挤梦见人物类小说我看不见，这个城市很舒展，它具有现代气息，你看它就是个青年。”青年深圳让杨争光获得了新的青春和活力，一到深圳，他就连续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《从两个蛋开始》《少年张冲六章》及《驴队来到奉先畤》、电影剧作《杀手》《公羊串门》等作品。

好小说会让你疼痛

“你是知识分子，你是读书人，你懂得多，你知道得多，结果你所有的知识变成你为自己辩护的一个材料。你岁月很静好，但活得像不像一个人？”

在《我的岁月静好》中，杨争光刻画了“旁观者”德林的生活。 德林以“旁观者”自居梦见人物类小说我看不见，并身体力行，成为“岁月静好”的拥趸。无论是在家乡还是进入城市，无论是作为朋友或者家人，他都一以贯之地“旁观”着，漫不经心，无所事事，只盼望能守住自己的“小确幸”。德林在街头看到有人在自己身边遭遇车祸，没有上去救援，反而以某地施救者被迫赔付医药费的案件来为自己辩护，并劝诫旁人不要自找麻烦。

“我其实想塑造一个人物形象，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。”在杨争光看来，小说最终是在塑造人物形象。他认为，人物形象可以分为像堂吉柯德、哈姆雷特、阿Q那样的精神形象，像冉阿让、苔丝、安娜那样的经典形象，像卡西莫多、“K”那样的符号形象，其他更多的就是生活形象了。

但是，对于他所面对的“知识分子”形象，他又是质疑的。 “我始终认为，我们是一个农民社会，没有知识分子。我们所有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全部是农民式的，我们虽然住在城市里，但是我们处理人际关系，处理自己的爱情、婚姻、家庭等等，都是农民式的。”对于这部城市题材的写作，他说， “或许，我写的是城市化进程中，人性所发生的蜕变。”

对于小说，他在《杨争光的文字岁月》中写道： “小说是虚构的艺术，虚构的东西怎么‘不欺骗’呢？在我看来，好的小说触动的不是情感，而是精神和灵魂。不是浅层的道德教化，而是终极的追问和关怀。它需要洞穿，需要刺透，会让你疼痛，疼痛到忘记了苦笑，忘记了如何发声……好的小说呈现事实背后看不见的存在，这种虚构的艺术——不是临摹，不是复制——恰恰拥有了‘不欺骗’的可能，以揭露隐藏和被遮蔽的真相。这好像在做梦一样，实在是一种不可能的工作。好吧，那小说家就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要为的做梦人。”